基督徒

希臘古典基督宗教思想的形成過程

節錄自：Aristide D. Caratzas的著作
Christian Hellenism. Essays and Studies in Continuity and Change (New York & Athens: New Rochelle) ISBN: 0-89241-588-6

告訴君王：美輪美奐的宮廷已倒毀於地，
沒有福玻斯（Phoebus）的墓穴，沒有先知的桂冠，沒有潺潺的泉源，連那喋喋不休的流水亦已乾涸。.
公元四世紀，佚名
中世紀希臘或「拜占庭」思想是好幾種古典知識、文化和宗教傳統的混溶結果，
包括希臘、羅馬、希伯來、伊朗和基督宗教。
但是，其中對拜占庭思想最有創造、形塑和演化影響力的就是希臘和基督信仰的人文思想。
希臘古典思想在拜占庭時期非常活躍，
因為希臘的古典文學、哲學、歷史、藝術、教育，甚至神話都是整個拜占庭時代學校教育的主要課程。
拜占庭時期宗教氛圍深重，
教會對世俗教育的態度大大影響了拜占庭帝國內希臘古典文化遺產的未來 － 特別是文學和哲學。

I
如果要評估古典文學在拜占庭帝國的地位，
我們必須先瞭解在基督宗教發韌初年希臘思想和基督信仰二者衝突的性質。
基督宗教和古典文學教育（「派地 亞」（padeia） － 希臘語，「教育」之意）的相遇激盪出多重能量，
正是這些能量建立了拜占庭希臘思想的未來。

早在宗徒時代，教會便嘗試以不同方式表達信仰， 希望讓猶太人以外的民族也能理解並接受基督宗教。
聖史若望為希臘背景的人們寫了第四本福音，若望福音開始時這樣寫道：「太初有道」，
這種默想性、密契式、象徵性和哲學性的詞彙是取自赫拉頡利圖（Heraclitus）、
斯多亞主義（Stoics）和普遍的希臘思想。
聖史精巧地選用道、光、黑暗、肉身、出生、子、生命、永生、生命的食糧、活水、標記、神、復活，
還有很多其他詞彙，他不只強調作為道的基督的先存性，也強調天主介入古以色列以外的歷史。
這意味著以色列的天主也是希臘人、羅馬人、西古提人（Scythians）和其他民族的天主，
所以希臘思想和基督信仰之間沒有重大衝突。

在 上述傳統中，有些宗徒教父們是曾接受古典文學訓練的基督徒思想家，他們教導人們可以透過希臘哲學家的作品來發現天主， 哲學家和殉道者儒斯定（約歿於 165年）便是這些教父中的一位。希臘人藉著對理性（道）的運用，特別是透過赫拉頡利圖和蘇格拉底的思想，建立了有關天主本質和屬性的真理。儒斯定強調全 人類都有分於基督（have a share in Christ），不論基督徒、尤太人、希臘人或羅馬人，「所有根據理性來生活的人都是基督徒，就算他們被分類為無信仰者。」他說不論是柏拉圖或斯多亞 （Stoics）的學說，或是希臘古典詩人和散文家的思想，都一概不與基督相佐。「每一個人，藉著參與神聖的道，極盡善言…，任何人只要正確發言都是屬於 基督徒的一分子。」(1)

西 方基督宗教同時有另一個思想傳統，以戴爾都良這位二世紀護教學家為例，他曾尖刻地諷刺那些「致力提倡斯多亞 式的，或柏拉圖式的，或辯證派的（亞里 斯多德的）基督宗教」的人士。拉丁教會為戴爾都良提出的問題：「雅典與耶路撒冷何干？」角力了好幾個世紀。(2) 而希臘教會則很早即已在兩個城市的智慧之間取得平衡：希臘的世俗（the Thyrathen）文化和希伯來的神聖文化。基督宗教把希臘思想視為天主聖意的恩典。

蠻 族入侵後文盲不少，西方對於古典文學的態度也取 決於當時有讀寫能力人數的多寡。當時基督宗教在西方羅馬帝國貴族中沒有甚麼進展，而且那裡的知識分 子對新 信仰表示強烈的抗拒態度，那些歸依基督宗教的老百姓則視接觸古典文學為危險之事，研究古典文學就算不是犯大罪，也屬玩火之舉。這種恐懼在較為保守和傳統的 羅馬人（相對於更為活潑和富尋問精神的希臘人而言）中頗為嚴重，甚至影響了受過教育的基督徒，他們本來也曾希望嘗試調和新信仰和古典文化。

以 下兩個故事即可說明這一點。西方教會最優秀的思想家之一熱羅尼莫（Jerome）非常喜愛西塞洛（Cicero），但是每一次閱讀這位心怡作者 的作品之後，他都很有罪惡感。雖然他嘗試說服自己這沒有罪，但徒勞無功。在一個夢裡，熱羅尼莫試著向基督說明自己是一個忠誠的信徒，祈求祂接受自己「是一 個基督徒」，但這位天上的審判者卻反駁他道：「你實際上是一個西塞洛的信徒，不是基督徒。」(3)

在第六世紀末葉，教宗額我略一世 （AD 590-604）嚴厲地駁斥維也納主教教授文學。額我點一世說：「一張嘴巴不能同時讚頌基督又讚頌朱庇特（Jupiter）。」(4) 他極力反對古典文學，雖然他被譽為進步和改革的教宗。

有 些羅馬教宗對曾接受古典文學訓練的神職人員頗不信任。下面這個發生在七世紀的故事 可以說明這一點。塔爾索的狄奧多（Theodore of Tarsus）曾於塔爾索和雅典接受優良的古典文學訓練，他在668年被選為坎特伯里的樞機主教，由教宗維塔利安（Vitalian）舉行祝聖大典，但這 位教宗後來對提狄奧多思想的正統性表示疑疑和憂慮。羅馬教廷命令哈德良（Hadrian）院長與狄奧多結伴到英國，「嚴密監視狄奧多以防他講授任何違反真 道的希臘思想。」(5) 哈艾特（Gilbert Highet）這樣寫道：「在（西方）教會內一直強烈反對研究古典文學，因為它是世俗的作品，是腐敗的，是外邦人的，屬於死亡和詛咒。」(6) 然而，因著西方教會某些隱修團體的研究和抄寫，至少羅馬古典文學在西方被保存下來。

讓 我們回到東方。除了哲學家儒斯定，雅典的阿里斯提得 斯（Aristides）和阿特那哥拉斯（Athenagoras），以及後來亞力山大的克雷 孟 （Clement）和奧力振（Origen）都曾努力以一種外邦知識分子能夠理解的語言和風格呈現基督信仰的思想。在基督宗教創立初期，特別是第四和第五 世紀，基督徒知識分子如巴西略（Basil the Great）、納齊盎的額我略（Gregory of Nazianzos）皆如是；他們認為古典思想、哲學、倫理學很多方面都與基督的教導非常接近，特別是柏拉圖的思想。因此他們認為希臘哲學、人類學、政治 思想、倫理學和心理學都能為基督神學服務。古典文學不再被視為對基督信仰有衝突，「如同蜜蜂，我將收集所有與真理一致的思想，甚至不介意從我們的敵人（外 邦作者）獲得幫助」(7)。這是來自八世紀的神學家若望達瑪森（John of Damascus）所寫的話。

當 受過教育的外教人開始 歸依基督信仰，而受過教育的基督徒也開始鑽研希臘古典文學的時候，便產生了希臘古典文學和基督宗教信理二者合併的作品。有些 富影響力的學者如巴西略曾在文章中這樣說：「我們對年青人的規勸，務要如同他們在世俗作家的作品中如何獲得最大的益處一樣。」(8) 類似的觀點慢慢被大眾採納，古典文學的研究也逐步得以確立。

希 臘教會得出的結論是，研究希臘智慧是既有用處又吸引人的一件事，因為它既幫 助基督徒駁斥邪惡，同時保留屬於美善和真理的一切。基督宗教在希臘文化 的氛圍 和希臘歷史的背景中接受了希臘語言和思想的洗禮。不過，總的來說，希臘教會的教父們沒有從古希臘思想中謀求借用其要素和內容，他們自聖經中握有這一切，他 們想借用的是希臘思想的方法論、方法技巧、專有名詞和邏輯文化結構，用以建構基督宗教神學、教義和思想。在這個努力的過程中，基督的啟示不可避免地滲進希 臘思想，希臘文化和知識的影響與基督信仰往復交織，在希臘思想和基督信仰之間形成和諧的結合，時至今日在東方教會仍充滿這樣平衡的氣氛。

不 過可以肯定的是，這個平衡時常有被破壞的可能。例如儒利安大帝（the Emperor Julian, 360-363）除了古代經典的教化，還不斷推動復興奧林匹克諸神崇拜。十一世紀的伊塔盧（John Italos） 和十五世紀的傑米斯圖斯•普萊桑（George Plethon Gemistos）極盡所能地維護古典宗教和理性傳統提供的一切，幾乎超過基督宗教。另有些神職人員，如塞浦路斯的伊皮凡尼烏斯（Epiphanios） 和西乃的安納斯大修（Anastasios of Sinai），他們則相信基督宗教自給自足，不必與古典傳統溶合。但是，不論基督宗教的敵人或希臘古典傳統的反對者，二者在歷史中從來都沒有缺少過。小阿 波林（Apollinarios the Younger）曾建立兩者的平衡，他提出「不論在那裡發現的『善』皆為『真』的屬性」(9) ，在這個原則下，教會承認希臘古典傳統的正當性，並把它們結合於基督傳統內。因此在拜占庭時代，希臘歷史保持了延續性，希臘傳承與基督信仰的新原素達到交 織結合。

在 第五、九、十二世紀，基督宗教的教授和學者同時在神學和古典文學的題材上著書立說。聖經研究和希臘古典詩人、史家、修辭家、 哲學家和文學家的著作 皆為當 時的核心教材。教師們指導古典文學研究，同時撰寫基督神學和聖經註釋的文章。拜占庭的教育（padeia）就是希臘化基督宗教的教育（padeia）。基 於古典傳統的延續，在中世紀的希臘時期很多人不只敢於質疑神學觀點，甚至教義內容；少數不安分的思想家還會冒險嘗試跟隨古典時期的思辨模式，當然，他們便 被冠以「異端」之名。「異端」來自希臘字hairesis，有「選擇」之意，表示對知識和信仰有選擇的空間。

現 在思想史、文化史和社會 史等不同範疇的學者愈來愈瞭解到，拜占庭社會不是如同他們從前以為的那樣拘泥保守，意識形態那麼靜態，宗教教義那麼缺乏彈 性。雖 然拜占庭的確把神學視為一種內在、超越的學科，但是那外在的、「世俗的」學科並沒有被忽略，因為它們也是教育課程的一部分。例如，十二世紀得撒洛尼的宗主 教優斯達希斯（Eustathios），他並不怯於為荷馬撰寫註釋，也不怕節錄薩福（Sappho）的話語。又例如歐凱塔（Euchaita）的主教摩洛 普斯（John Mauropous），向耶穌獻上特別的禱文，請求祂接受柏拉圖和蒲魯塔克（Plutarch）於祂的王國內，因為他們與舊約先知只有些許的差異。在十四 世紀，佩拉崗尼亞的格奧爾格（George of Pelagonia）在撰寫聖約翰瓦塔特澤斯大帝（Emperor St. John Vatatzes）的生平時，利用希臘古典智慧的材料比聖經還要多。拜占庭因為與希臘知識的密切關係，以及其開放包容的思想，使希臘教會和拜占庭整體蒙受 西方拉丁教會指控為「世俗」、「異端」或「圖謀分裂」等罪名。好幾個世紀以來，特別由第六世紀晚期至多瑪斯的時代，西方拉丁教會嚴厲禁止世俗的希臘思想。 雖然一些重要的思想家，如馬克羅比烏斯（Macrobius）和熱羅尼莫，嘗試為外教思想和基督宗教希臘思想建設橋樑，但是西方的隱修制度在四百年間（由 公元六百年至一千年）使希臘思想在西方文化中嚴重衰落。希臘思想的提倡者如波伊提烏（Boethius）擔負著被指為異端和術士的危險。很多時候由希臘東 方教會引入的禮儀教化都被指為邪惡。例如拜占庭公主狄奧法諾（Theophano），她既是奧圖二世（Otto II, 973-983）的皇后，也是奧圖三世（Otto III, 983-1002）的攝政者，她是德國有史以來最有能力的統治者之一，然而一個西方教會的修女卻說在神視中看到她死後在地獄受火刑，只因為她有泡澡的習 慣。還有狄奧法諾早逝的表親瑪利亞阿蓋爾（Maria Argyre），她是威尼斯總督的太太，這位瑪利亞把叉子引進威尼斯的餐桌，同樣被達彌盎（Peter Damian）看成是得到天譴的行為。(10) 在希臘東方教會出現很多異端和修行派別，它們或是與當時思想和靈修生活主流抗衡的形式，或是尤太希臘基督宗教和希臘思想混合相溶而生的產物。事實上，這些 派別很多都是在那一千年間不斷冒起，由此可見當地富饒的思想根基和包容性的宗教氣氛。這種寬容和多元宗教環境使得一些古老的課題，包括神學、哲學、尤太思 想、希臘思想和東方原素等等，在任何世代都不顯得過時或太學術化。

在 希臘基督精神影響下，古典文學在教會的地位甚受關注。在一個被認為 是西乃安納斯大修的作品中可以印證這一點，此作品以答問方式呈現，其中的問題是 這樣的：「基督徒是否應該為那些在基督再來以前死去的外教人（希臘人）的得救祈禱？或是把他們逐出教會之外？」(11) 安納斯大修的答案是，信徒應該為他們祈禱，不該詛咒他們中任何一個，因為洗者約翰和基督自己都曾下降陰府向所有死於基督降生前的靈魂宣講得救的福音（伯前 三19）。

很 多例子可以證明基督徒知識分子因為對古典文學的喜愛而受到攻擊。例如，第五世紀君士坦丁堡的省長居魯士‧帕諾波利特 （Kyros Panopolites），他創作了優美的詩歌，卻因過於「希臘化」而受到君士坦丁堡的禁止。雖然他被指控有異教徒的色彩，但他還是被祝聖為科特雅昂 （Kotyaion）的主教，那是在弗里吉亞（Phrygia, 小亞細亞中西部古國）一個偏遠的教區。狄奧斐洛（Theophilos）統治期間（829-842），擔任君士坦丁堡大學教授的數學家利奧（Leo the Mathematician）被指控有異教徒的行為，因為他太著迷於古代知識。第十世紀的學者和外交家利奧‧科伊羅士法特（Leo Choirosphaktes）因為太投入古代戲劇、音樂和古典文化的研究而受到指責。這些指控很多都含有政治目的，而且這些學者通常都證實是無辜的。古 希臘思想研究存在已久，單單出於個人猜忌並不會推翻這個傳統。就算是隱修士，拜占庭社會中最保守的力量，也需要研究古代或世俗的作品。十四世紀的秘契靈修 家卡巴希拉斯（Nicholas Kabasilas）認為，如果聖人們沒有接受足夠的世俗文學教育，他們便不會有完整的人格。

在 希臘 的東方教會，從理性出發挑戰既有傳統和信仰的情況並不罕見，也因為如此基督宗教的教義從未僵化或失去活力。當時常常存在成長和發展的空間，神 聖啟示 不是天上突然而來的閃電，或毫無預警的雷擊；啟示像是宇宙性的太陽，緩緩地與人的始祖一同展開，在基督的位格內達到高峰，吾人並持續在聖神的指引中；也就 是說，希臘的東方教會相信啟示的光芒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和管道滲透在無數靈魂和思想內。

然而，到了十一世紀希臘思想和基督信仰的平衡愈來 愈不穩定。直到十三世紀，因為知識分子過度強調希臘知識，忽略了基督教義，遂破壞了這個平衡。

此外，尚有其他學者同時排斥哲學和神學。懷 疑論者皮羅（Pyrhho of Elis）和塞克斯都‧恩披里柯（Sextus Empiricus）著作的興起鼓勵了人們把神學、哲學、基督信仰和希臘思想皆視為無用的學說。 (12)

十 三世紀後希臘古典文學的復 興，以及學術和藝術趣向的復興到十五世紀達到高峰。傑米斯圖斯•普萊桑即為研究希臘知識最有挑戰性的代表，他企圖公開地 打破希 臘思想和基督信仰的平衡。普萊桑不只是「希臘民族和希臘獨立運動」的鼓吹者，後期他更推動古希臘宗教的復興以取代傳統的基督宗教。普萊桑可能是自第二世紀 的塞爾蘇斯（Celsus）和第四世紀的儒利安大帝皇帝以後，最嚴厲地挑戰基督宗教的人。普萊桑與當時神學家的論爭，特別是金納迪烏斯‧斯科拉里奧斯 （Gennadios Scholarios），造成了古代和中世紀時期希臘思想和基督正教衝突的重要階段。(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