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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教的歷史(三)

by 亞里斯迪黎思‧ 巴巴拉啟斯 博士著 Aristeides Papadakis, Ph.D.

真正的正教思想方法常常是具有歷史性的,常常包括過去,卻不被它所束縛…
[因為]教會的力量不在過去,不在現在,也不在未來,而是在基督內。- Alexander Schmemann神父

 
C. 被俘的教會

奧特曼帝國的攻取

君 士坦丁堡於1453年 的淪陷是基督宗教的大悲劇。對東方基督宗教來說,無疑是一個災難。在奧特曼帝國的征服行動中,整個東方教會,包括近東地區和巴爾幹半島,便與西方教會隔 絕。接下來的四百年,東方教會被禁錮於敵對的伊斯蘭地區內,彼此之間在宗教和文化上都沒有共通點,惟獨俄羅斯正教能避過這個命運。在地理和文化上的隔離說 明了部分原因,為何正教無法介入十六世紀在歐洲的宗教改革運動,難怪這個重要的神學辯論對正教而言有點失真,因為他們從未參與其中。除了這份隔離之外,奧 特曼帝國統治的後果使得這時期的正教教會歷史不論從那個角度都顯得蒼白凄清。

在伊斯蘭統治下的宗教權利


從 拜占庭文化的灰燼中冒起的新奧 特曼政府其實既不原始也不野蠻。伊斯蘭教不特別承認耶穌是大先知,也包容基督徒,視他們同為另一族的聖書子民。在這個情形 下,教會並沒有滅亡,其法典和正統的組織也沒有中斷,整個管理制度仍舊運作無礙。征服者穆罕默德(Mehmet the Conqueror)容許教會選任新的宗主教Gennadius Scholarius。雖然作為基督教堂近千年的哈雅索斐大教堂(Hagia Sophia)和帕台農大殿(Parthenon), 被改變為清真寺,不過在君士坦丁堡和其他地方仍有無數聖堂保留在基督徒手中,而且,令人驚訝的是宗主教和聖統制的地位不斷鞏固,權力不斷增加。在奧特曼國 土內,不論在國家和教會,主宗教都擁有管理基督徒的權力,因為伊斯蘭法律在國家和宗教之間沒有區分的,所有基督徒不論語言和國籍都被視為同一族群。作為聖 統制最高首長,宗主教便被賦予國家和宗教的權威,並成為整個基督正教人口的首領。也就是說,所有在奧特曼境內的正教教會都隸屬君士坦丁堡,宗主教的權威和 管轄區都不斷擴大。
不 過,這些權利和特權,包括敬拜禮儀和宗教組織的自由,與現實生活沒有產生多少關切性。宗主教和教會的法律特權是蘇丹和高門 (Sublime Porte) 一時的仁慈之念,其實所有基督徒只被視為二等公民,土耳其的腐敗和暴行並不是神話,毫無疑問地,被判為「離經叛道」的基督徒對此最清楚不過,以及尚未被公 開承認的基督徒集體遭受迫害事件都是重要的證明。最令人難過的是,教會不能為基督作見證,在穆斯林中的傳教工作是很危險的,也是不可能的,但反過來,歸化 伊斯蘭教卻是完全合法和被允許的。另一方面,任何人若歸化伊斯蘭教後又重回正教將處以死刑。在如此困厄的處境中,根本不可能興建新的教堂,甚至敲響聖堂的 鐘聲也不允許的。此外,聖職人員和基督徒的教育和訓練要不完全停頓,便是只能提供最基本的。

腐敗的結果

土 耳其 政府的腐敗也影響了教會。宗主教的職位通常賣給出最高價錢的人,同時新宗主教授職儀式中也要支付給政府大筆費用,為了彌補這些損失,宗主教和主教便向教區 和神職人員課稅。但宗主教的寶座並不穩固,在十五至十九世紀間只有少數宗主教於在位時自然死亡,據文獻記載,很多宗主教被迫辭職、放逐、處以絞刑、溺斃、 被毒殺。宗主教的職位不穩固,同樣聖統制也是。宗主教額我略五世在1821年復活主日被處以絞刑於主教府的大門,同時有二位都主教和十二位主教被處決(現 今該門在聖額我略紀念日仍舊關閉以表追悼之意)。以上的陳述,雖然簡短,但足以表達東方基督宗教在奧特曼統治下遭受迫害、腐敗和屈辱的情況,再加上 1917後大部分正教教徒生活在好鬥的共產無神論之陰影下的悲慘命運,總括而言,我們約莫可以理解在最近五百年東方基督宗教的紊亂和苦難狀況。在這段日 子,西方基督徒面對法國大革命的影響和西方社會世俗化等重大問題,相形之下,正教的情況便遭到忽略。

羅馬教宗和正教


現 在讓我們談一下來自 羅馬的改宗壓力。這個現象的證據很多,有些特別的學校,如羅馬的聖大納修學院(1577年開辦),專門訓練傳教士往東方鼓吹正教教徒 改宗的活動,羅馬這種活動的網絡也函括斯拉夫正教地區。天主教波蘭統治者以及波蘭和立陶宛的耶穌會對法律上屬君士坦丁堡的正教教區的壓力是眾所周知的。承 認羅馬教宗的烏克蘭正教教會(Uniat Ukrainian Church)的成立一部分原因是由於1596年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聯合教會(Union of Brest-Litovsk)的壓力所致。以整個歷史情形而言,面對強勢的羅馬天主教拓展行動,正教教會可以說是無計可施。
正 教教 會被迫生活在這樣屈辱的限制約束下直到十九世紀初,在這段歷史中,宗主教的角色有決定性的意義。拜占庭時期君士坦丁堡崇高的地位,使它的主教獲得僅次於羅 馬的等位,但也是造成與羅馬分離的原因。另一方面,由於羅馬之缺失,使君士坦丁堡在其他東方宗主教教區中獲得無可爭議的首席職分,君士坦丁堡成為正教的宗 座。在奧特曼總督制的運作中其版圖不斷擴大,大部分正教團體都隸屬君士坦丁堡的管治。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如何成為正教的大主教當然是正教教會歷史中重要的 主題,但在十九世紀好戰的國家主義影響下產生了重大改革,雖然宗主教的崇高地位並沒有改變 - 依舊擁有正教的首席權 - 它的地域疆界卻縮減了不少,這是在奧特曼統治下各個正教國家竭力爭取自由的結果,新建立的獨立國家不能隸屬宗主教的管轄,因為宗主教仍在敵對的異邦 - 奧特曼國境內。

君士坦丁堡和現代國家教會


其 中一個最早受法國大革命震撼性的觀念影響而成立的國家是希臘;它是第一個脫離土耳其的枷鎖,在 本世紀初獨立的國家,不久,主教團宣佈希臘教會獨立,新的 希臘政權不能由宗主教領導,事實上,希臘的獨立狀態在1850年已被君士坦丁堡承認,它可以選出自己的領導者。今天希臘教會由雅典總主教領導的主教團管 理。亞陀斯聖山和克里特島的半自治教會則仍屬宗主教管治。但是,塞蒲路斯島獨立於君士坦丁堡和希臘教會,它由第三屆大公會議(431年)開始已是自治狀 態,之前它隸屬安提約基教區,如同希臘一樣,這個古老的教會是由以一位總主教為首所組成的主教團所管理。
奧 特曼的總督制度使斯拉夫教會宗主教教區 隸屬君士坦丁堡的管轄,它們失去其宗主教教區的地位,這樣的從屬關係並不受歡迎,一旦政治上獲得自由,獨立的國家 教會便成立起來。在土耳其時期失去了宗主教教區地位的西伯利亞教會於1879年獨立,1922年君士坦丁堡承認其大主教為宗主教。今天僅次於蘇聯的最大自 治教會羅馬尼亞於1885年宣佈獨立,並於1925年成為宗主教教區。保加利亞教會於1860年宣佈獨立,但直至1945年才獲得君士坦丁堡的承認,索非 亞都主教於1953年獲得宗主教的資格。位於土耳其教會外的蘇俄於1589年已獲君士坦丁堡承認為宗主教教區,但後來被廢止,不是由於君士坦丁堡,而是因 為彼得大帝在1721年以一個主教團取代了主宗教的管治權,這個主教團的管治期直至布爾什維克革命時才結束,並重獲宗主教教區的地位(1917年),今天 蘇俄教區名列第五位,排在四個古老的宗主教教區之後:君士坦丁堡、亞歷山大、安提約基及耶路撒冷。

古老的宗主教教區

當 奧特 曼帝國瓦解後,近東的古老宗主教教區也得到較大的自由。在土耳其征服時期,它們常受到君士坦丁堡的影響,盡管第五世紀時埃及犯了過失,(它拒絕接受第四世 紀大公會議的結果,並成立國家性的科普特教會)亞歷山大宗主教仍舊存在。宗主教古老的名號依然是「教宗和宗主教」,這個證據有力地說明了「教宗」的任命在 教會內並不是羅馬主教所獨有的。今天,這個宗主教教區的宗主教和神職人員都是希臘人,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它的管治權擴及整個非洲大陸所有的正教教徒,現在 烏干達的正教教會非常蓬勃。安提約基曾是羅馬帝國最大的城市,現在名列五個古老宗宗教教區第三位,僅次於君士坦丁堡,其教區包括生活在敘利亞和利比亞使用 阿拉伯語的正教教徒,直到十九世紀它的宗主教和主教都是希臘人,但由1899年開始便由阿拉伯人擔任。耶路撒冷自五世紀開始便是獨立的宗主教教區,與安提 約基不同,它的宗主教是希臘人,雖然大部分的信徒是阿拉伯人,這個可敬的宗主教是聖地的保衛者。整體而言,這些古老的宗主教教區都曾受到伊斯蘭教的侵害。

新的結構

在 十九 世紀的發展中,君士坦丁堡所有的權威已不再建基於廣大的教會管治權之上。在過去一個半世紀,它的領土和信徒都被奪走了,希臘和巴爾幹半島已不再屬其管轄, 而土耳其境內東亞細亞的正教團體也消失,今天宗主教的羊棧僅剩生活在君士坦丁堡的正教教徒,因此,宗主教教區的地位主要是來自於其大主教的身分,而不是地 域上的管治權。今天的正教,如同古代教會,本質上是一個離心的體系,包括四個古老宗主教教區和無數地方和國家教會,它們大部分都是完全獨立自治的。正教教 會團體非常清楚的不是一個龐大的結構體,但是儘管缺乏中央權威,這個富於活力的教會中所有成員都緊緊相繫,聯結於同一的法統和禮儀傳統之內,在相同的教義 和聖事之內,相同的信仰中,這信仰源於宗徒時代的基督宗教核心。在這些歷史事件背後是真實的大公和普世教會,在基督的歷史中,大公性從不與劃一的組織性或 結構性共生於同一時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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