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教的歷史(四)

by 亞里斯迪黎思‧ 巴巴拉啟斯 博士著 Aristeides Papadakis, Ph.D.

真 正的正教思想方法常常是具有歷史性的,常常包括過去,卻不被它所束縛…
[因為]教會的力量不在過去,不在現在,也不在未來,而是在基督內。- Alexander Schmemann神父



D. 現代教會


正教和現代意識形態

在二十世紀正教教會的困境就是必須生活在無神論極權主義的新政治格局之下,
大大部分的教會信徒都是生存在此種環境之中,
共產主義造成的混亂局勢是正教過去 一千五百年中遭遇一連串不幸中最新的災禍 - 繼阿拉伯、
塞爾柱(Seljuk)、十字軍、蒙古、奧特曼之後。
如同聖保祿所說的:「賜給你們的恩寵,不但是為相信他,而且也是為他受苦。」(斐一29)
然而,這個最新的危機與過去最大的差異在於,正教教會之前所身處的非基督宗教政權很少是特意反基督宗教的,
在歷史上從沒有出現過如同共產主義這樣的災難,沒有一個過去的系統組織如同共產主義一樣堅持拒絕宗教的存在。
依列寧的說法,共產主義政權對於宗教的問題不能保持中立,不應該對它姑息,
在列寧的無階級社會絕對容不下教會。


對抗無神論的世界局勢

這個好 鬥的無神論主義已把教會成為受迫害和殉道的教會。
在俄羅斯和其他共產國家有成千上萬的主教、修士、神職人員和信徒為基督殉教,
數目可能比羅馬帝國時期死亡 的基督徒還要高。
對於教會來說,同樣可怕的是,共產主義間接的但有系統的扼殺政策。
在蘇俄,除了有步驟地關閉、褻瀆、破壞無數教堂外,教會機構也不容許繼 續進行任何慈善和社會工作,
教會也不能以自己的名義擁有任何財產。
少數幾個教堂留給信友團體作崇拜之用,它們在法律上是屬於國家的財產,政府允許教會使用它們。
更令人難過的是,教會不能繼續推動任何教育性的活動,除在感恩聖祭中講道外,教會不能教誨信友和其年青一代。
道理班、宗教教育學校、研究小組、主日 學和宗教出版社都是不合法的。


正教和移居

在現代 正教歷史其中一個重大的發展就是正教教徒向西方的遷移。
在最近一百年希臘和近東地區人民的遷徙已造成為數可觀的正教教徒散居西歐、北美、南美和澳洲等地。
此外,布爾什維克革命強迫數以千計的俄國人流徙西方,結果造成正教傳統的疆界大大地改變,
很多正教徒已不能再稱為「東方的」,因為他們永久地生活在新適應的西方國家。
不同國籍的正教徒-希臘、阿拉伯、蘇俄、西伯利亞、阿爾巴尼亞、烏克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都齊居於美國,
要描述他們的情況實在超過這裡的篇幅,我們只能稍為描述一下最大的散居族群,
就是位於美國的希臘總教區,該地有兩百萬的正教信徒。
在幾位總主教的帶領下,這個散居的族群已成熟地發展為一個重要的、充滿活力的教會,
在數百萬的希臘正教教徒的生活中擔負著中心的地位。
這個總教區的聖統和靈修的管治權都歸於君士坦丁堡宗主教教區,
真實上,正教傳統的宗主教管理著大部分流徙的正教教徒。
除了總教區,在西歐也有督主教教區,主要在倫敦(那裡有很多堂區和主教)和澳洲。
在美國其他較小的正教團體,如喀爾巴阡山蘇俄教區(Carpatho-Russian)和烏克蘭教區,
它們同樣屬大公宗主教的管轄。


在西方的正教教會

從歷史而言,1789年標誌了第一批的希臘正教教徒到達新世界,
這些 先鋒在佛羅里達的聖奧古斯丁以南四十公里的地方,建立了新的士 麥那殖民地(New Smyrna),
在1864年一小群新紐奧爾良的希臘商人興建了第一座聖堂。
在1921年,北美和南美的希臘總教區正式由紐約州合併為一。
把希臘團體組織 鞏固為一個總教區是複雜及艱巨的工程,
這工程由三位富有遠見的領袖進行: Athenagoras總主教,
他於1948年被選為君士坦丁堡的大公聖座(ecumenical throne);
Michael總主教,他是前格林多的主教;及其繼承人Iakovos總主教。
這個總教區除了有各式各樣的愛德工作外,也有很多日間學 校、老人院,
還有為貧窮或失去雙親的兒童設置的中心。
在波士頓的聖十字希臘正教神學院為有意投身鐸職者提供訓練課程。
在此我們也必須報告第二大的,在蘇俄的團體,
當地的神職人員在聖弗拉基米爾(St. Vladimir)正教大修院接受訓練,那裡也接受正教其他教區的修士。
這兩個機構都擁有自己的出版社,並出版自己的季刊,它們以英文出版很多有用且重要 的書籍,
涵括正教神學、歷史和靈修等範圍。
兩家神學院的師資皆為國際知名學者。

歷史環 境給西方的正教提供了獨特的機會為其普世性作見證。
容我們再一次申明,儘管正教在歷史上的發源地在東方,但是正教教會強調自身為基督的普世大公正教教會。
一些分離和獨立的正教教會的確時常給人相反的印象,
但是正教教徒越來越意識到他們必須克服這種獨立和隔離的狀態。
克服那種忠於國家、地域的雄心是有益且必須的,
Iakovo總主教以下的觀察正說明了這一點:

「我們本應給別人的印象是統一的正教,但事實上我們很少做到,
大家認為(沒有錯)我們首先是希臘人、蘇俄人、西伯利亞人、羅馬尼亞人、保加利亞人、阿拉伯人或烏克蘭人,
然後才是正教教徒。
我們時常否認自己有幸能以正教教徒身分說話,有幸能解釋自己的神學和教會的統一性和身分。」
(Orthodox Observer, 21 Sept. 1983, p. 3)

這些看法與正教在大公運動和普世教會協會的關係和參與都有很大的相關 性,
也是適時的主題把這個撮要研究的各個部分貫穿成一整體。


正教和大公運動

正教相信它同時擁有團結和信仰,憑此二者即能產生所有基督徒尋求的重新合一,
同時它也完全警覺基督宗教分離的憾事。
自1920年以來的大公運動中,以及在 1948年阿姆斯特丹成立的普世教會協會中,正教均扮演著積極的角色,
這些簡明的事實說明了從運動的肇始大公宗主教便完全投身,積極領導。
不久前,因著君士坦丁堡的鼓勵,不少其他正教教區也跟隨參與。

不是所有正教教徒都支持這樣的方針。
我們可以理解,有些人認為正教對教會的看法與普世教協主流的教派教會學是不相容的。
基督新教認為,由各個分離教會組成的聚合(aggregation of separated churches)
與整體教會自身內的分隔(separations in the Church itself) 是相同的,正教對於這樣的看法的確是不能接受。
如同一位傑出的正教神學家所說的:基督新教這樣的想法否定了正教對教會團結合一和圓滿聖事的堅持。
然而,無論人類大家庭是否意見分歧,正教教會基於愛的誡命而選擇參與大公運動,
但參與並不意味著我們同意基督新教信友的看法,或是放棄我們自己的理念,
相反地,我們在那裡是參與對話的成員,並見證一個建立真正的基督徒合一的共同基礎。
如同1954年埃文斯頓大會(Evanston Assembly)上正教的宣言所陳,
我們見證的是「七個大公會議組成亙古的、合一的、不可分的教會的信仰,
也就是所有分離的基督徒的前輩們純正的、不變 的、共同的傳統。」
Georges Florovsky一直強調基督徒合一的追尋是一種「高尚而且滿受祝福的努力」。




進深建議參考書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READING
前三部著作(全部現在都提供經濟實惠的平裝版)介紹東方正教歷史和神學,深入淺出。
後四部著作對正教的信理提供了詳盡的剖析。


J. Meyendorff, The Orthodox Church: Its Past and Role in the World Today (London, 1962).
A. Schmemann, The Historical Road of Eastern Orthodoxy (Chicago, 1966).
T. Ware, The Orthodox Church (Penguin Books, 1963).
V. Lossky, The Mystical Theology of the Eastern Church (James Clark; London, 1957).
J. Meyendorff, Byzantine Theology: Historical Trends and Doctrinal Themes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74).
A. Papadakis and J. Meyendorff, The Christian East and the Rise of the Papacy 1071-1453 (St. Vladimir’s Seminary Press; Crestwood, N.Y., 1994)
J. Pelikan, The Spirit of Eastern Christendom (600-1700)(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and London, 1977).
Copyright: © 2004 Greek Orthodox Archdiocese of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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