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西方形上學的產物(二)(metaphysics of capitalism)

「浪費時間是所有罪中第一大罪和最重罪」(Wasting time is the first and most serious of all sins)。
既然人類的職責在於確認自己受揀選的地位,他的壽命又如此短暫,因此不應將時間浪費在追求財富上。
Baxter認為不間斷的靈性和身體勞動,才是最優先和最重要。
他認為這就是人生命的目的。
即使是富有的人,也不應該滿足擁有的財富,應該工作,因為這是 神的誡命。
對於勞動和職業成為新教主義的苦行功夫,我們在此暫且不論,下個章節再處理。
此處應強調 神要求理性勞動和專門職業。
當財富看來受到譴責,事實上,要視個人如何使用財富而定。
即,如果人使用財富是為了怠惰和有罪的享樂,那就是邪惡;
然而,如果財富是專業工作的果實,並且 未導向罪惡生活,那就是有用和必須。
事實上,新教主義的苦行強調,一個人若想貧窮,那他等於是有病,因為貧窮無法奉獻於榮耀 神。
我們似乎正在談論一種特別的苦行,考量到當時統治者的冷漠和怠惰,以及暴發戶對財富的炫耀,
兩者都被認為是邪惡的。
特定的限制下,允許獲取財富,即,當財 富是個人職業的果實,以及當財富並沒有變成罪惡的享樂生命和怠惰。
現在我們能分辨清教徒倫理和猶太觀點的關連,根據猶太觀點,擁有財富被認為是 神對受揀選之人慈愛和親切的表示。
因此,如同韋伯描述的,某些作家認為清教徒倫理是完全合理的(特別在英國,例如「英國猶太人」)。
的確,當猶太人支持具有冒險精神的資本主義時,「清教徒主義使理性主義都市計劃和理性化勞動力組織成真」。
所有上述觀點都表明資本主義依賴新教倫理。
如果有人能整合新教主義各方面的觀點,他將明瞭新教苦行主義深深影響資本主義精神。
清教徒反對娛樂和生活的自然樂趣。
我們知道英國的封建和君主權力保護喜愛娛樂的人,免於「中產階級和隱密苦行的高漲道德,兩者結合以對抗當權者」。
清教徒反對娛樂,並非因為它廢除在星期日休息的規定,而是因為清教徒認為娛樂是人對於勞動和職業責任的故意偏離。
即使運動,也只在有益於工作生產量時,才是好的。
清教徒,並沒有棄絕文明,畢竟他們的領導者曾深深浸潤於文藝復興時期的教育。
但是當文明的商品財貨,不具備任何宗教價值時,他們會採取批判和敵意的立場。
他們恨惡戲劇,裝潢,和盛裝打扮。
不論何時,當他們容忍特定形式的娛樂,那娛樂一定是廉價的。
因為他們擁有的財富是 神的贈禮;人則是這財富的管家和管理人,因此人有責任向 神解釋他如何經營這筆錢。
因此,清教徒擁有的財產,是 神委託給人的,因此人有職責適當地運用。
一個人擁有的財產愈多,要對 神負的責任也愈大。
當然,如同韋伯指出,清教徒的道德觀充滿差異。
它認為財富是 神親愛的表示,但同時又反對驕傲和奢侈,因為它們誘惑人擁有物質商品。
明顯地,John Wesley是如何強調,凡是財富增長之處,就是信仰削弱之處,
因為財富的增長會引來驕傲,偏情,和對短暫事物的愛好。
然而,John Wesley的文本也包含一些事實,足以證明新教倫理促進資本主義的增長。
財富是勞動和儉約的結果。
「信仰必然導向勤勉和儉約,而這必定能創造財富」,勤勉和簡約是衛理公會信徒的特徵。
「衛理公會信徒不論在何處都勤勉和儉約;因此,他們財產日增」。
他們的用意不在於制止人們儉約。
「我們應該鼓勵所有的基督徒儘可能的獲取財富,並且儘可能的儲存財富;換句話說,成為真正地富有」。
我們應注意此處資本主義精神的標記:工作和效率,有效地利用因此產生的財貨,並儲存這些財貨,
也就是說,累積資本。
它也強調人們應該儘可能地給予他人「如此他們才能增長他們蒙恩的狀態,並且儲存財寶在天上」。
韋伯也在其他地方發現,清教徒苦行主義促進資本主義:清教徒苦行主義使勤勉的工人們能安心勞動,
因為這是 神意欲的;
它提供保證,因為財獲分配不平均,是神聖天意的實現,因為在 神的旨意中同時存在富有和貧窮;
它真切地保證支領微薄薪資並忠實工作為 神喜悅;
當然,職業是 神賜與人的工作,保證一個人的蒙恩地位。
新教如此的觀點「將雇主的事業活動詮釋為一種職業」。
事實上,它強調17世紀荷蘭的經濟活動,應歸功於喀爾文教派和浸信會教派認為「工作和勤勞是對 神的職責」。
現代資本主義精神最明顯的標記是「理性生活方式,立基於職業觀念」。
這正是源於「基督徒苦行主義精神」。
當然,此處必須提及,韋伯心中的基督徒苦行主義,亦即在西方發展,並受聖奧古斯定命定論影響的苦行主義,
和真正的、正教會經驗的基督徒苦行主義,毫無關係。
清教徒苦行主義,立基於個人,立基於勞動和職業的關聯,立基於財富累積,並認為這是 神的祝福,
如此的觀點既矛盾,也是許多問題的來源。

 d) 職業責任
先前提到,新教意識到職業責任(認為這是 神的誡命),
並使勞動和職業相關聯(對人類來說,它本身即是目的),這都組成資本主義精神發展和成長的基礎。
我們必須儘可能簡要呈現韋伯的觀點,畢竟不可能在有限篇幅中完全呈現。
在將要查考的書中,韋伯以一整章來研究新教主義對於職業的觀點,這些觀點形塑現今的「資本主義精神」。
標題為「本書的研究任務:路德的職業概念」。
一開始韋伯強調職業(profession)這個詞,和英文字呼召(calling)相關,而呼召一詞意味著 神賜予的使命,
但此意先前並未出現在天主教信徒中,即使是傳統古代也未曾出現,而只出現在大部分人口屬於新教的地區裡。
這可歸因於聖經翻譯。
由於宗教改革運動,不但使用新詞,連詞義內涵也是新產物。
起初,路德認為職業或大部分在世界上的活動,是一種必需品,一種自然的事件,如同吃喝一般。
然而,稍後,路德開始在職業的架構中看待勞動,認為職業是兄弟之愛的表達。
最終,出現以下最具支配力的觀點:這是唯一為 神存在的生活方式,
也就是:「完成人們世俗的義務」(fulfilment of one's worldly obligations)。
韋伯點出路德觀點的演化。
一開始,他接受使徒保羅末世學講道的引導,認為生命如此短暫,不允許我們重視個人的職業形式。
但「隨著世俗事務涉入的增加,對職業的欣賞也愈發增添」。
因此,路德將職業視為 神特殊的命令,要求人們完成祂加於人們身上的義務。
職業是神聖意志的直接成果。
人類必須接受,並且維持 神賜給祂的職業。
因此,職業是 神為人定義的職責。
在此架構中,我們發現,對於權威的服從和事物的許可,一如過去。
當然,路德與資本主義精神並沒有特定的內在關係或類似,因為他自己就反對金錢借貸,即資本家的獲利形式。
然而,他對職業的觀點與新教主義對人類絕對命定論的觀點結合,而自然對資本主義產生影響。
[xix] 韋伯書中也指出,新教資本主義視勞動為職業,且是 神授職的終極職責。
以這樣的方式將勞動和職業相連,特別是和命定論以及其結果相連,成為資本主義的基本動機,並造成許多問題。
雇主的事業活動也同樣被詮釋為、被命名為 神賦予的職業。
[xx] 根據新教主義,將人類必定需要的勞動和專門化職業連結起來,成為人確保 神恩典的因素,
並且使人們察覺到自己受 神揀選。
除了對專業化的形上學觀點,職業也被放進功利主義架構中,而功利主義培養出資本主義。
勞工技能用來增進產品的質量;日常貨品隨處可得;創造更大財富潛能;節省更多時間。
Baxter鮮明地形容:「在穩固的職業之外,個人的勞動成就會變得不安定和隨意,因而浪費更多的時間在怠惰而非勞動」
在職業實踐中普及的功利主義,只在職業中變得明顯,於勞動中並不普遍,
因為「理性的專業工作是 神的命令」,但勞動不是。
我們應該從此觀點,來看每個人如何能夠結合許多職業,甚至轉換職業,只要如此做更令 神喜悅。
[xxi] 因此,合乎邏輯的理性主義預先假定理性主義的生活方式和行為,並且以功利主義作為判斷標準。
顯而易見,這些特徵組成了所謂的資本主義精神。
這也正是整體資本主義精神的根基。
當然,如同先前提及的,職業無論如何都應該和新教倫理的內容緊密相連。
在分析韋伯對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的連結之後,我們必須注意,韋伯本身特別強調某些說法。
談到宗教改革者時,我們不能斷言,他們生命的目的是建立社會的 「道德文化」。
「道德和社會的改革設計者」並非他們的興趣核心;最重要的,他們對於拯救他們的靈魂有興趣。
認為資本主義精神單單源自於宗教改革的影響,或認為「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是宗教改革的創造物」,
兩者都太武斷,不受支持。
韋伯此處想主張,宗教信仰的理念,影響資本主義精神在世界中質與量的擴張。
[xxii] 4.西方研究者對韋伯觀點的批評西方已系統化地闡述韋伯的觀點,並引起廣泛討論。
有學者們採用他的觀點,亦即,資本主義精神和新教倫理相關,但也有其他學者否認兩者之間的關連。
除了肯定和否定,還有其他多種觀點,我們試圖在此章中檢視。
事實上,韋伯引發的巨大爭論,甚至延燒至今。
韋伯著作因為卓越的原創性,不斷發酵。

以下試圖查考對韋伯理論的主要批評,如同Robert Green提供的[xxiii]。
我想誠摯感謝經濟學家Anastasios Philippides在提供資料方面的必要協助,並協助我了解幾位科學家的觀點。
和他討論這些主題,以及他使我沉浸在Green彙編資料的天賦,都有助 於支持我的論點,
即透過我個人對韋伯著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研究,而形成的論點。
然而,在繼續說明那些確切闡述韋伯理論的特定觀點前,檢視幾位嚴謹的學者在韋伯著作出版後,提出的對話,
將有助益,這些觀點由Robert Green提供。
第一位接受韋伯理論的是Ernst Troeltsch,他先後在Gottingen, Bonn, Heidelberg 和 Berlin各大學教授神學。
約於1912年,他出版一本「各基督教會的社會教導」(The social teaching of the Christian Churches),支持韋伯的觀點,
這也是之後的評論家會同時檢驗核對韋伯和Troeltsch的原因。
1911年,Werner Sombart教授,在Bratislava和Berlin大學授課,對於歐洲經濟成長議題有豐富著述,
出版「猶太人和現代資本主義」(The Jews and modern Capitalism)。
R. H. Tawney,著名英國經濟歷史學家,並在Glasgow,Oxford,London等大學經濟系任教,
1926年出版「宗教和資本主義的興起」(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書中專注於韋伯的觀點。
1949年,Winthrop S. Hudson,美國Colgate – Rochester大學的教會歷史教授,也是當時教會歷史美國協會的主席,
出版了摽題為「清教徒主義和資本主義精神」(Puritanism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的論文。
1929年,Henri Sée,研究中世紀之後歐洲經濟成長的著名人物,
出版以下研究「清教徒和猶太人影響現代資本主義成長的程度為何?」
(To what degree did the Puritans and the Jews contribute to the growth of modern Capitalism?)。
H. M. Robertson在1929年於Cambridge大學提出的博士論文中,苦心專注韋伯的理論,
論文標題為「經濟個人主義興起的各種面向」(Aspects of the rise of economic individualism)。
1935年,Amidore Fanfani,Milan 和Rome大學的經濟歷史教授,之後成為義大利著名政治家和總理,
出版研究報告「天主教教義,新教教義,和資本主義」(Catholicism, Protestantism and Capitalism)。
最近,Albert Hyma,德國歷史學家,於美國密西根大學任教數十年,在一份研究中對韋伯觀點作出完整評論,
1955年出版,標題「新教改革者的經濟觀」(Economic Views of the Protestant Reformers)。
單單從以上特定研究者和科學家著作的標題,就可知道韋伯的觀點受到廣泛討論,並被賦予多種詮釋,
我們應檢視這些分析。
當然,也有其他學者專注於韋伯的觀點,包括外國和我國,然而我們應集中精神於上述科學家,
因為他們的觀點有原創性和代表性,也因為他們推動了資本主義精神和新教倫理之間有何關聯的必要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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